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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樹慶:華僑乃辛亥革命之母

張貼者:2011年12月20日 下午6:43青蓮堂資源   [ 已更新 2011年12月22日 上午2:16 ]
【新唐人2011122日訊】100年前的今天(122日),浙、滬聯軍經過數日苦戰,終於攻克清軍在江南的最後據點金陵(南京),為鞏固辛亥革命形勢,創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打下了可靠的基礎。在緬懷辛亥先烈光輝業績的時候,海外華人的貢獻尤其值得一提,不妨借用孫中山先生「華僑乃革命之母」這一名言為本文命題。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經濟破產,民生困苦,海外華人在居住國地位低下,他們迫切要求改革中國政治體制,希望祖國統一強盛,在辛亥革命中表現出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和英勇獻身的精神,形成了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華僑愛國高潮。孫中山曾指出「我海外同志,昔與文艱苦相共,或輸財以充軍實,或奮袂而殺國賊,其對革命之奮鬥,歷數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無不有華僑二字」、「一團熱誠,只為救國」,對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現作了較高的評價。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可歸納為五個方面:

一、華僑是革命發起者和組織者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本人就是華僑(註:20117月,美國在台協會在台灣舉辦一個「孫中山與美國」特展,出示來自美國國家檔案局的歷史文件,證明孫中山擁有美國籍。),十三歲就赴檀香山讀書、做工,由於他長期住在海外,同華僑有廣泛接觸,親眼看到華僑的悲慘遭遇,痛感國家民族危機的嚴重。因此,當他在海外設身處地宣傳革命主張時,特別能夠喚醒和激發了海外華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忱,團結發動了廣大華僑投身民主革命。

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是從建立革命組織開始的,1894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了我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革命團體──興中會,第一批參加者有何寬、鄧蔭南、鄧艾泉等二十多位華僑,次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興中會總部。興中會在成立之初不僅喊出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而且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第一次向中國人民發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號召,到1905年,興中會能明確身份的286名會員中,華僑超過六成。從某種意義上講,華僑也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先驅。

1905
年在日本東京,興中會與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聯合組成政黨性質的同盟會。同盟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把「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寫入章程,首次提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這一比較完整的革命綱領。孫中山在其40餘年的革命生涯中,約有一半時間奔走於海外華僑社團、留學生和僑領之間,他憂國憂民的情懷,深為海外華僑所感動,他所推崇的政治主張,得到了海外華僑廣泛的擁護和支持。同盟會因此在海內外迅速發展,除在國內設有5個支部外,在海外還設有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4個支部,形成了「凡有華僑所到之地,幾莫不有同盟會會員之足跡」的局面。尤其是東南亞新馬地區,成為革命黨人的主要活動陣地,有資料顯示同盟會在南洋「各埠均設有分會,會員達數十萬眾」,僅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入會的就有大約三四萬人,成為南洋支援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海外其他各地同盟會也成為革命黨人在海外進行革命宣傳、籌集經費、策劃武裝起義的革命基地。

二、籌款捐資,贊助革命

孫中山創立興中會伊始,就走上了一條以武裝反清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無論是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的組建、日常活動的開支及同盟會在國內外組建分會的活動經費,還是革命黨人創辦報刊宣傳革命主張;無論是孫中山、黃興等人奔走世界各地宣傳革命、領導革命的旅費、生活費,還是歷次起義的巨額軍餉,大都由海外華僑鼎力資助。既有在國外苦心經營十數年,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商人,不惜將全部財產變賣,支持革命事業;還有普通的勞工,將辛苦積攢的畢生積蓄捐作革命經費。因此,孫中山先生由衷慨歎:「慷慨助餉,多為華僑」、「同盟會之成,多賴華僑之力,軍餉胥出焉」。海外華僑捐資輸財,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主要的物質基礎。

孫中山發起的第一個革命組織檀香山興中會,其開辦費、活動費全部都是由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和其他廣東籍華僑交納會費,以及設銀會集股籌款。1894年底,當孫中山急於回香港組織興中會總部,繼而在廣州發動起義時,因所集款項「不敷大舉之需,焦急萬分」,孫眉就以每頭六七元賤價賣掉牛牲一部,以充義款;鄧蔭南「盡變賣其商店及農場,表示(跟隨孫中山回國起義)一去不返之決心」;陳耀垣也變賣自己的商店和所有財產籌集革命經費。最後,檀香山華僑共同努力,終於籌得美金約合港幣13000元。這次廣州起義雖然未發動而失敗,但華僑慷慨解囊的精神給孫中山很大鼓舞。

孫眉當時為了支持弟弟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陸續將經營了數十年的產業全部出售。夏威夷公證機構記載著:1895-1899年間,孫眉賣出自己名下的土地和牲畜達65次之多,其中1890-1894年間就賣出12次,1897年也有12......他大概先後捐出70萬美元。據瞭解,夏威夷公證機構還保留有孫眉1906年經聯邦法庭作出的破產判決,到1907已經由富豪變為清貧的孫眉與母親楊太夫人等舉家回到香港居住。

浙江的華僑支持辛亥革命以捐資為主,是當時捐資最多的群體,如浙江湖州南潯巨富張靜江(旅法華僑)。190511月,孫中山在越南南方城市西貢宣傳革命思想後,上船前往法國等歐洲國家籌措革命活動經費,與由上海出發的張靜江乘同一條船。在交談中當他得知孫中山這次是為籌措革命活動經費前往歐美後,便對孫中山說:「久聞先生大名,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這幾年我在法國經商賺了些錢,很希望能對先生的反清光復事業提供竭盡全力之幫助。」分別前,張靜江遞給孫中山一封信,信中夾有一張他親筆簽名的3萬元取款單,信上所寫地址:到美國紐約市第五街566號張靜江所開辦的通運公司經理姚叔蘭處領取。孫中山便把信和取款單交給黃興,不久黃興就憑單拿到了張靜江資助革命的第一筆活動經費3萬元。

辛亥革命前後,每當孫中山開展反清起義活動經費不足時,便會拍電報給張靜江請求匯款。張靜江總是有求必應,按時如數將款寄到。其間有一次由於公司資金週轉困難,經費難籌措。眼看可能影響起義如期進行,張靜江毅然將他在巴黎通運公司所屬的一個茶店賣掉。對此,孫中山極為感動:「自同盟會成立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據不完全統計,張靜江在辛亥革命前後捐款達到110萬兩銀子。19063月,張靜江在從法國回國途中經新加坡時,在胡漢民等人的主持下,加入了同盟會。此後,他將李石曾,他的大哥、上海通運公司總經理張弁群,其舅父、上海中國銀行董事龐青城等親友介紹給孫中山,併發展成為同盟會會員,連其妻姚夫人也幫助他發行革命刊物。由於浙江南潯加入革命隊伍者大多數為家產豐厚,有力保障了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的經費來源。

1907
年,孫中山在廣東潮州黃岡發動起義,當時的南洋華僑蕭竹畸為革命往來奔走,且盡貸其田產,得數千金,借供運動經費。

越南堤岸另外一個以賣荳芽為生的華僑小販黃景南,為支持革命,將半生的積蓄數千元捐出,支持鎮南關起義。之後還堅持每日都將賣荳芽所得一部份積累起來,用作革命經費。

1908
年雲南河口起義爆發,仰光閩籍僑領莊銀安、黃德源等人不但熱情捐獻軍銅,還購買了一批軍火秘密運進雲南交給起義軍。起義失敗後,大部份人經越南輾轉流浪到新加坡,陳楚楠等人在新加坡蔡詹港開辦中興石山公司安排他們,還介紹一些人到檳榔嶼、吉隆坡、文萊等地的工廠、礦山和農場謀生,為安置這一批革命志士做了大量的工作。

1910
年冬同盟會決定於1911年春在廣州再次發動武裝起義,選擇革命黨500多人為先鋒隊(敢死隊),以領導軍隊和民兵,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得手後分別由黃興、趙聲率軍出湖北、江西直搗南京。孫中山先生到美國、加拿大籌備武器軍餉急需的經費,626日,舊金山同盟會與致公堂聯合成立了洪門籌餉局,先後到北美14個城市募捐。在馮自由、司徒美堂的建議下,致公堂骨幹們商議:先將溫哥華的洪門致公堂的樓房向銀行抵押,用作軍費。於是,僅維多利致公堂總堂就抵押房產得款3萬元(所抵押的房產到1950年才由全加的會員湊錢贖回),同時,多倫多、溫哥華兩所洪門致公堂也先後抵押籌款。美洲各地上至富商,下至那些當苦力的、做裁縫和小攤販的,也都拿出僅有的錢,雖然同盟會設立的籌餉局發行了債券,但絕大部份款項都屬義捐,不求兌換,以示對革命事業的堅強支持,僅五個月時間,共籌得美金144130元。這一次加上在南洋、日本等地的籌款,共籌到187210元,其中加拿大共募款港幣7萬餘元,居各地華僑義捐第一位,由馮自由親自將7萬餘元款項分文不少地通過香港交給正在緊鑼密鼓籌備起義的黃興、趙聲等人,因此,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後面的紀功坊,最上面那塊就是加拿大華僑的。 

黃花崗起義(也稱「三*二九」廣州起義)後,海外華僑的捐資運動規模更大,範圍更廣,款項更多。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緬甸同盟會立即組織募捐,至1117日,就捐集港幣1萬元,匯寄香港《中國日報》社轉交孫中山。南美洲華僑人數雖少,但他們捐資支援祖國反清鬥爭卻十分踴躍。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秘魯,秘魯華僑於1016日成立籌餉局,四天時間,就收到捐款12535元。據統計,辛亥一年,南洋華僑捐助了五六百萬元。

華僑籌款捐資贊助革命的故事數不勝數,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事跡外,還有幾個特別生動的故事也值得一提:

祖籍福建海澄的檳榔嶼第三代華人吳世榮,在21歲時,從父親手中繼承了大筆遺產。1905年孫中山第一次來檳時深受冷落,具有俠義心腸的吳世榮、黃金慶主動熱情接待,從此受孫中山革命學說的影響,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不但擔任檳城同盟會分會長、檳城閱書報社社長,為革命事業致力奔走,而且以萬貫之財,為革命事業排憂解難,甚至將自己的產業、園坵一塊一塊地變賣出去,最後連「瑞福號」別墅也變賣出去,支援革命。由於吳世榮對革命功勳卓絕,眾望所歸,被南洋各埠同盟會選為總代表(全球僅吳世榮和美洲代表馮自由二人),於1912年回國參加開國大典,到達南京時,孫中山親率臨時政府要員隆重歡迎,備受殊榮。

新加坡華僑富商林受之,「毀家財數十萬」,以致其子女「傭工為生」;越南華僑李卓峰多次支援革命,手中有革命黨人發行的國債票券數十萬元,卻不求回報,「付之一炬」;越南一位名叫關唐的華僑,以替人挑水為生,一擔水只掙一分錢。為了支持國內革命、推翻帝制,他毅然將自己辛苦積攢的3000元養老錢悉數捐出,相當於為中國近代革命挑了30萬擔的水......

據研究,孫中山領導的第二次到第八次武裝起義所用經費20萬元主要來自南洋華僑。第九次和第十次起義的經費主要靠美洲華僑的捐獻。從1894年興中會在檀香山創建,到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華僑捐款達1000萬港元之鉅。正是有廣大華僑的大力支持和無私捐助,激勵了革命黨人愈挫愈勇、屢敗屢戰,最終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

三、華僑是革命輿論宣傳的鼓動者。

欲行實質之革命,需有思想之革命。當時,革命黨人開展輿論宣傳主要是以國外為基地,以華僑和留學生為主力軍,據統計,從興中會創立到民國肇始,海外華僑建立了160餘間半革命性質的閱書報社,在海外出資或參與創辦的革命報刊有23種,成為革命輿論宣傳的強有力武器。

1905
年當孫中山在東京籌備成立中國同盟會之時,出版《民報》作為其機關刊物,由張靜江出資編排、印刷。該報在日本東京留學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19066月,為與東京的《民報》遙相呼應,張靜江出資聯合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誼等人在巴黎達候街25號發起成立「世界社」,出版《世界畫報》;同時創刊發行《新世紀》週刊,並親筆撰文發表在《新世紀》週刊上,緊密配合國內外的《蘇報》、《浙江潮》等諸多革命報刊,大力宣傳革命主張。

創辦革命報紙,也並非一帆風順,以南洋華僑革命黨人辦報的經歷可以作為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早在1896年,就有當地華僑林華謙、黃金慶創設《檳城新報》,大多宣傳保皇立憲主張,黃金慶還開了一家「維新書店」,取義戊戌維新之意。孫中山到達檳榔嶼宣傳民主革命後,黃金慶受了感召,參加了同盟會,力主《檳城新報》改變其保皇立場,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但未獲得成功,只好退出該報。

1903
年,新加坡的華僑牧師鄭聘廷創辦星洲書報社,陳列各種革命書籍、報刊,任人閱讀,致使許多華僑覺醒。1905年,孫中山至新加坡,親臨書報社參觀,對鄭牧師的開明之舉大加讚許,並指示東南亞的閩籍華人陳楚楠、張永等要更加注意書報社的工作,他們意識到要促使更多的海外華僑支持革命,非大力從事宣傳不可。1904l月,陳楚楠、張永福二人合資創辦了《圖南日報》。該報的最大特點是從一開始就主張革命,與保皇派的《天南新報》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天南新報》打著「團結禦辱」,的旗號,大肆宣佈唯有「變法救國」,才有出路,革命乃是「滅種亡國」的陳詞濫調。《圖南日報》對於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登載大量文章揭露清朝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任意宰割中國的現實,宣揚「革命之目的以保國而存種」的民族主義理論。《圖南日報》問世後不久,即遭到守舊派、保皇派、清政府領事官員的群起反對、圍攻,英國殖民當局也以滋生事端為由,多次嚴厲警告《圖南日報》,使報紙的銷售量有所減少。但《圖南日報》無所畏懼,堅決頂住各方面的壓力,採用送報、贈送《革命先鋒》等革命書籍的方式,以及舉辦徵文、徵詩、徵聯等有獎活動來活躍版面,擴大發行量,報紙銷路也因此看好。該報對於在南洋華僑中宣傳革命思想起了積極的作用,被讚譽為「南洋華僑革命黨機關報之鼻祖」,陳楚楠也獲得「南洋革命黨第一人」的殊榮。

1905
年底,《圖南日報》因經濟拮据而無法維持,被迫停刊。兩個月後,陳楚楠、張永福等人不忍心革命黨之喉舌從此中斷,遂聯合他人集資創辦《南洋總匯報》,繼續宣傳革命。不久,該報旋為保皇派的商人所把持,淪為保皇派反對革命的工具。19078月,陳楚楠等人根據孫中山的指示,與新加坡同盟會各埠同志一道,募集資金又創辦《中興日報》,以繼承《圖南日報》之餘緒。發刊未久,即與《南洋總匯報》為革命論和立憲論之爭展開了筆戰。在這場論戰中,革命派鬥志昂揚,意氣風發,表現了朝氣蓬勃的革命精神。他們無情地痛斥了保皇派立憲論的反動政治主張,揭露了保皇派所謂的「革命召瓜分」的反革命本質,戳穿了保皇黨高唱保護華僑為名,行竊取榮祿為實的無恥伎倆,為宣傳了革命思想,鼓舞了革命鬥志,各埠華僑受其感化頗深為辛亥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1909
8月,緬甸同盟會領袖莊銀安等在仰光創辦的報紙先採用了」光華「二字,稱為《光華報》,後受當局迫害而停辦。莊銀安逃來檳城,有意續辦《光華報》,後留在仰光的革命黨人將《光華報》改名為《進化報》,得以繼續出版而作罷。19101220日,檳城同盟會公推黃金慶、陳新政、邱明昶、楊漢翔、林貽博、曾受蘭等出面籌辦並成功出版《光華日報》。胡漢民、雷鐵崖、張杜鵑、戴季陶、宋教仁等主持筆政。儘管面臨著經費緊張和保皇派報紙《檳城新報》的排斥競爭,但創辦人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旗幟鮮明地宣傳革命。檳榔嶼的《光華日報》不但是革命黨人在馬來亞最重要的機關報,也是馬來西亞新聞史上發行歷史最久的日報,至今仍在出版。

計自1904年起,至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前,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僑革命派共創辦了《圖南日報》、《中興日報》、《星洲晨報》、《南僑日報》《光華日報》等,新馬各地的書報社有百餘處,有名可查的即達60餘所。各地書報社均設有各種革命書籍和報刊,以供華僑群眾閱讀。這裡又是革命派發表演說、進行宣傳鼓動的場所。不少華僑通過讀書看報,聆聽演講而走上革命道路。在此過程中,星洲書報社的首創之功不可低估。19123l日,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特地給星洲書報社頒發優等旌義狀云: 「星洲書報社於中華民國開國之始,宣揚大義,不遺餘力,特給予優等族義狀,弈化後民,永多厥義,此旌。」,真可謂當之無愧。

四、華僑也是武裝起義的重要組織者和積極參與者。 

據統計,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在中華民國成立前共組織了27次的革命鬥爭活動,華僑直接參加策劃、組織的就有15次之多。其中從19075月至19084月,在孫中山先生的組織下,同盟會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連續發動了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起義、河口起義,華僑均成為這些起義中的重要骨幹,不少華僑還是起義的領導者。他們的職業是教師、記者、商人、職員、傳教士,分別來自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為了救國的崇高理想,從遙遠的地方彙集到一起來,最後將熱血和頭顱留在了廣州、惠州、潮州、欽廉、鎮南關......甚至不少人連姓名也湮滅在硝煙之中。

1895
年廣州起義和1900年惠州起義,是孫中山最早策劃的兩次武裝起義,參加者就有檀香山華僑鄧蔭南、宋居仁、侯艾泉等人。1907年廣東潮州黃岡起義和惠州起義,分別是以新加坡華僑許雪秋和鄧子瑜所領導「負責、聯絡、發動、財力,與一切供應,均為華僑。」,而1908年廣西欽廉起義和雲南河口起義,越南、緬甸等地的華僑也起到中堅作用。19083月,黃興以旅越華僑200餘人組成中華民國南軍,開入欽州發動起義,後因彈盡援絕,退至越南。這些起義雖遭失敗,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西南各省得到廣泛傳播,為推翻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創造了條件。

1906
年,60歲高齡的福清人黃乃裳由同盟會派遣為組織者,冒險把5000冊鄒容所著《革命軍》(後改名《圖存篇》)輸入漳泉一帶。在廈門期間,黃氏受聘為同文書院教習,他利用自己的聲望,對學生做了大量宣傳鼓動工作,介紹多人加入同盟會,其效果不可小覷,正如鄭祖蔭所說「廈門革命種子之散播,實由黃乃裳先主教同文書院始」。1907年他在福州養病時,「仍向紳學工商各界散佈革命種子,不遺餘力,所攜之《圖存篇》幾乎人手一編。閩中青年為之感化者,大不乏人」。此後,同盟會又派華僑黃錫山、莊玉、王振邦等人赴閩南活動。黃錫山曾任同盟會閩南部會長,他竭盡全力在廈門組織群眾,聯絡各方力量,並且在當地警察部隊中發展革命力量。王振邦回廈門後,以掛著外籍招牌的萬成客棧為秘密據點,建立同盟會組織,發展會員。為擴大革命力量,他曾經設法聯合廈門水口、烏里山、盤石各炮台以及營盤等地的防勇,在駐廈清軍中進行策反活動,不少人在他的影響下參加了革命。

有些革命志士激於義憤,曾多次採取暗殺手段,刺殺清朝王公大吏,藉以打擊清政府的統治。191011月,舊金山華僑鄺佐治行刺清朝赴美考察的海軍軍務大臣載洵;19114月,馬來西亞華僑溫生才刺殺署理廣州將軍孚琦。

1911
427日(舊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三*二九」廣州起義,從東南亞回國參加這次起義的華僑就不下500人,他們無不明白,這一去可能是赴死,但都沒有退縮,共有86位勇士為之英勇獻身,其中華僑就占31人,不妨簡要選錄一下他們其中幾位的事跡:

南洋華僑工人杜玉興,隨黃興進攻督署,踴躍爭先,擊斃清軍防營10餘人,後與兩廣總督張鳴歧左翼金邦振交戰,金被擊斃,杜身中數彈殉難。

南洋僑商陳文褒負責在城外發難,當聽到城內槍聲,便主動衝入城內,猛攻督署,不幸殉難。

新加坡華僑李文楷在這次戰鬥中,率領眾人奮力直前,與清軍展開巷戰,擊斃敵人數十人,雖身中數彈,血流如注,仍然奮力直前,最後終因傷重倒地殉難。

河內華僑羅聯,戰鬥中擔任先鋒,轉戰至小北門時被捕,在獄中,他對前去探視的族弟表示:「吾必捨生取義,望弟能繼吾志」。臨刑時他高呼:「中國非革命無以救亡,望後起者努力前進!」。

在馬來西亞當傳教士的李炳輝,1911427日,當辛亥革命在城市的第一槍在廣州城打響時,他隨黃興進攻兩廣督署,踴躍爭先,與敵力戰,最後至高第街戰死。回國參加起義的那天正是他的20歲生日,這位年青輕人給母親一封信,附詩一首:「回頭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墜地時。慚愧劬勞恩未報,只緣報國誤鳥私。」

華僑烈士方聲洞,在起義前寫給父親的絕筆書中表示:「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國土,必自驅滿始......兒雖死亦樂也。」

曾在印尼蘇門答臘擔任南洋中學校長的羅仲霍,在攻打總督署時受傷在廣州旗人街被抓。清警審訊時,他侃侃而談,並向獄警宣傳革命。他最後英勇就義,實踐了自己的誓言:「願將鐵血造世界」。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海外,更多僑胞回國參戰。僅馬來西亞霹靂州華僑礦工回國的就有2000多人;美國華僑購置六架寇蒂(Curtis)式飛機,組成飛機隊抵達上海、南京,聲援革命軍;暹羅振興書報社社員200多人返國參戰,其中80餘人組成華僑炸彈敢死隊;澳門華僑盧怡若、馮百礪等人組成香軍,響應武昌義舉;越南華僑石錦泉組成民軍2000人,參加光復廣州之役;新加坡華僑許雪秋組織民軍,光復潮汕;印尼華僑近千人返國參戰。此外,廣東普寧、惠州、新寧、四邑、新安、雷州,及福建福州、廈門等地的光復起義,都是華僑同盟會成員直接發動和領導的。

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的左側,埋葬著一位為發展祖國航空事業而獻出生命的勇士,他就是集飛行家、科學家、企業家於一身、被譽為「中國始創飛行大家」的馮如。19111010日武昌起義爆發,不久廣東光復,成立了廣東軍政府。為報效祖國,支持革命,馮如帶著自己製造的飛機回國, 組織飛機偵察隊,準備配合革命軍作戰,馮如被廣東軍政府任命為廣東革命軍飛機長。馮如在廣州燕塘陸軍(馮如飛機隊屬陸軍建制)軍營內,設立廣東飛行器公司廣州飛機製造廠,加緊製造飛機。廣州飛機製造廠是當時中國第一間民辦飛機製造廠,其設備在當時國內是第一流的,於19123月製成飛機一架。這是馮如為革命政權製造的第一架、也是中國人在國內製造成功的第一架飛機。1912825日,馮如在廣州燕塘大操場表演飛行時犧牲,年僅卅歲。

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國外同志捐錢,國內同志捐命」、「披堅執銳血戰千里者,內地同志之責也;合力籌款以濟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是有失偏頗的,實際上華僑為推翻帝制實現共和的革命,與國內的革命黨人一樣在拋頭顱,灑鮮血,為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永不磨滅的壯麗詩篇。

五、華僑是辛亥革命成果的捍衛者

武昌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出後, 海外華僑為之振奮,採取各種形式聲援和支持新的革命政權。舊金山華僑為慶祝革命勝利及臨時政府成立,舉行了盛大的遊行活動。緬甸華人不僅聯合在仰光召開慶祝大會,還選派了三名代表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就職盛典。此外,許多海外華僑還紛紛電賀南京臨時政府,並支持孫中山「早日北伐,直搗燕京」。

民國臨時政府與各省都督府成立後,面臨著國力薄弱,國庫空虛,連政府的日常開支也面臨捉襟見肘的局面,不但在政治上、軍事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而且財政上也極端困難。在這緊急關頭,海外僑胞以極大的熱情,捐款支持新生政權的建設,如荷屬雅加達華僑捐贈和認購的國庫券就達12萬餘元;緬甸華僑則組成「緬甸國民捐總局」,發起勸募「國民捐」、「愛國捐」運動,組織募捐小隊,沿街逐戶上門勸捐,僅十個月就募捐緬幣28萬多元;新加坡閩、粵籍僑胞更是踴躍捐助,僅僑商陳嘉庚就獨捐5萬元。其中最典型的個案是檳榔嶼同盟會會員林振正,是宰豬過活的一位華僑工人,在多次的武裝起義中,他都慷慨獻捐不少血汗錢。武昌起義後,南洋舉行「國民捐」,他身邊已無捐物,便求朋友擔保,向高利貸借貸數百金應捐。據統計,廣東省自1911119日至1912521日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華僑捐款、借款共達白銀一百七十五萬多元;福建省光復前後,得到華僑捐款亦「不下二百萬元。」這對當時一貧如洗的新政權來說,無疑是久旱中的及時雨。

在國內成立僑團創辦僑刊,加強華僑與祖國的聯繫。19123月,在孫中山的讚許與支持下,吳世榮、莊嘯園、王少文、白頻洲、徐瑞霖等南洋華僑和新加坡歸僑吳蔭培、謝碧田等發起,在上海成立了國內最早的華僑社團組織──南洋華僑聯合會(後名稱為華僑聯合會),大會通過的章程規定,其宗旨是:「本會對於祖國,則代表華僑、協助實業政治之進行,對於華僑,則聯絡各界共謀保護之方法」並「聯絡海外團體,互通聲氣,以堅華僑向內之心」,「聯合國外華僑,共同一致協助祖國政治經濟外交之活動」。華僑聯合會還出版了國內第一份研究和宣傳華僑的月刊《華僑雜誌》(191311月創刊,19203月停刊)。不久,吳世榮、王少文赴南洋組織華僑分會,作為華僑聯合會在南洋的分支機構。吳世榮等人在新馬一帶先後組建了29個華僑分會,對促進南洋與祖國的聯繫,支持二次革命、東征北伐,起了積極的作用。

馬來西亞檳榔嶼華僑吳世榮常說「中國欲富強,不外『才』與『財』二字。才出自教育,而財必從商業、礦業取得」,以推動華僑投資和參加國內的實業建設。大量華僑回國投身實業,修築鐵路和開採礦產,有力地支援了民國初年的經濟復甦、發展了民生事業,湧現出不少「實業救國」的典範。致力辦理民國政府採辦事業,吳世榮成立了「上海榮公司」,其業務量「爪哇各埠來糖每月到申(上海)數七、八萬擔」;1912年初孫中山親自發起籌組「中華實業銀行」,吳世榮積極響應,本人認股10萬元,同時致函南洋各埠商界友好踴躍參股,募集資金300多萬元,與上海銀行家沈縵雲共同組建「中華實業銀行」,於1913515日開張,這是中國與海外華僑合資興辦的第一家銀行;又如華僑實業家陳宜禧是中國第一條僑資鐵路──新寧鐵路的創辦人;華僑趙仕北曾任粵漢鐵路管理局局長,唐山路礦學校校長,孫中山對他的才幹十分欣賞,贈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華僑陳少白、李自重、李煜堂、伍耀廷、馬應彪等1902年在江門創辦四邑輪船公司,1916年增置安利、大利兩艘客貨輪船,航行江門至香港航線;19132月旅日本(一說美國)華僑余覺之、余乾甫等人集股銀12.6萬元,在江門文昌沙創辦「江門造紙股份有限公司造紙廠」,這是江門市第一家機械化造紙廠,也是華南3大造紙廠之一,開創了廣東近代造紙業和採用股份制發展工業的先河。1919年華僑、僑眷伍俊庭、伍於郁、伍時修等人在台城創辦了台山第一家發電廠──永明電力公司。

隨著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陰謀日盜暴露,民國4年(1915年),印尼僑胞韓希琦聯絡南洋各華僑團體聲討袁世凱,於是年915日,發電文痛斥袁賊「變更國體、紊亂國憲,實全國國民之大敵」,之後又連續3次通電,指斥恢復帝制終使「大局瓦解、強鄰乘之」。12月,袁世凱稱帝後,蔡鍔到雲南策動成立「護國軍」討伐袁世凱,韓希琦向印尼華僑黃仲涵、郭春秧等籌募巨款,支持討袁之役。與此相呼應,緬甸仰光華僑亦發起勸募「國民捐」、「愛國捐」,李慶標率先認捐,共籌集28萬多緬元。接著,中國革命黨緬甸籌餉局成立,李慶標被推舉為籌餉委員,在其努力下,又籌得20萬元,匯回祖國作為孫中山討袁鬥爭的經費。民國21年,因李慶標在辛亥革命及反袁護國運動中,積極辦報籌款支持革命,被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聘為顧問。

在袁世凱篡奪政權後,革命黨見人心可用,就有意組織華僑討袁軍回國,在加拿大的革命黨人組織軍事社進行訓練。1915年秋,袁世凱在國內用籌安會「勸進」為皇帝,軍事社社員紛紛要求回國參加討袁。以「中華革命黨討袁軍美洲華僑敢死先鋒隊」命名,一時報名參加者約500餘人。19162月整隊到日本橫濱集結候命,5月上旬,進入山東濰縣,歸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居正指揮,改編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華僑義勇團,不久即參加暗襲濟南的戰鬥。191666日,袁世凱暴斃,黎元洪繼任總統。孫中山指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停止進攻,等候政治解決;並致電黎元洪提出恢復約法,召開國會的主張。黎元洪表示同意孫的意見。隨著袁世凱「南柯一夢」的破滅,華僑義勇團也宣告解散,併發表公告,說:「袁賊無道,窺竊神器,國家瀕危,千鈞一髮」,我們這些海外赤子,「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於是集合同志,聯翩回國,組織華僑義勇團」,現在「袁賊自斃,餘孽受誅,國會恢復,大局粗安」,為了「不應苦吾父老昆仲之負擔」,並表明我們「並非希榮謀利之徒」,所以決定「解甲歸田」,「各自復回本業」。孫中山先生在討袁軍事結束後,發表了《在滬歡迎從軍華僑大會上的演說》,高度讚揚海外華僑從軍討袁,萬里歸來參加革命事業的壯舉,「不特為中華革命軍之光榮,於國民思想,亦大有關係。」孫中山還專門向歸國參加討袁之役的華僑發了嘉獎電文。

海外華僑還積極地參政議政,回國參與組織臨時政府事宜,服務於南京大總統府及各省政府,在革命政權建設中也是一股重要的積極力量,如生於美國舊金山華僑家庭的廣東省歸善縣人廖仲愷(18771925),19125月任廣東軍政府財政司長,實行地稅換契法、整理財政和稅收等措施。宋教仁案發生後,廖仲愷赴北京運動國會議員反袁,191910月任中國國民黨財政主任,19215月任中華民國政府財政部次長、代理總長,支持孫出兵討桂和北伐。1924協助孫中山籌建陸軍軍官學校,任該校黨代表,為建立革命軍而努力,被譽為「黃埔的慈母」,6月任廣東省長,7月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還有,伍廷芳是中華民國締造者之一,曾任廣東軍政府外交部長、南京臨時政府和大元帥府司法總長、代總統等職。馬超俊曾任廣東農工廳長、建設廳長、南京市長等職。黃三德曾任中國鐵路總公司顧問。黃芸蘇曾任大總統特派廣東宣慰委員、大本營秘書、大元帥府秘書兼廣州市財政局長。馬湘、黃湘均是孫中山衛士長、少將副官。孫中山南下護法及成立革命軍政府時,多次化險為夷,與黃湘、馬湘密不可分,特別是陳炯明叛亂時,兩人奮不顧身地保護了孫中山和宋慶齡。也有不少華僑謝絕了孫中山和廣東軍政府的邀請,沒有回國「當官」。如司徒美堂在復電中說:「吾乃不求做官,只圖革命成功,建立民國,中華振興。」岑發琛也復電錶示:「竊乃粗人,安敢受祿蔭庇乎!」孫中山對華僑「不圖絲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的高尚品質十分讚賞。

點點滴滴的追憶、一個個「毀家紓難」的義舉,講述著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化不開的歷史淵源,更揭示出華僑華人與祖國之間血脈相連、榮辱與共。

陳樹慶
2011
122日完稿於中國杭州

新唐人電視 www.ntdtv.com 2011-12-2 2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