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周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是一本瞭解近代中國下層社會羣眾，啜血組黨結盟，進行「反清復明」、「替天行道」等群眾運動的重要史料，也是瞭解孫中山為何選擇日本作為中國革命基地，而日本又為何樂意支援孫中山，以及日俄戰爭以前，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佐證資料。

從協助孫中山滯留日本、為孫中山搭起中日合作的革命人脈網絡平台，整合革命團體，到積極與孫中山策畫惠州起義，日本政府、東亞同文會、日本民間友人甚至台灣總督府都參與其事。惠州起義後日本侵華的野心更加明目張膽，明顯的將觸角深入中國滿州；另ㄧ方面，起義雖然失敗了，台灣也在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史上留有一席光榮地位。

 關鍵詞：秘密結社、秘密會黨、孫中山、平山周、哥老會、三合會、興漢會

平山周（1870-1940），是日本福岡縣人，1897年5月以外務省囑託身份，與可兒長一、宮崎滔天到中國，調查清朝秘密結社實情。此後，平山就與中國革命黨往來密切，最後平山竟變成外務省所追蹤注意的人物。1911年10月，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擔任《日本及日本人》雜誌主筆的雪嶺三宅雄（1860-1945），立即將平山周這份詳述中國革命黨、白蓮會、三合會及哥老會等秘密結社的調查報告，以《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為名，發表在《日本及日本人》第569號的附錄上，提供給世人瞭解辛亥革命爆發之緣由。 

《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是一本瞭解近代中國下層社會羣眾，啜血組黨結盟，打著「反清復明」、「替天行道」旗緻，進行群眾運動的重要史料。作者深入中國內地進行調查，以蔓延各地包含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黨等秘密結社為對象，其重點放在與日本民間志士有關連的三合會、哥老會及革命黨三個組織上，甚至將活動範圍擴及到台灣。日本民間志士為何關懷中國秘密結社，為何獨鍾於三合會、哥老會與革命黨的組織及活動，這些秘密結社與孫中山領導的惠州起義有何關連性？是否影響日本對華政策？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本文主要分為二部份，依據平山周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及日本アジア歴史センター所公布的「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檔案及《國父全集》等相關史料為資料，以文獻分析法來分析討論。第一部份略述《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的內文及版本，第二部份探討平山周等人如何深入三合會、哥老會調查清朝的秘密結社？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有何影響？與日本對華政策有何關聯。

 

平山周出生於大陸浪人最多的九州福岡，幼時喜愛研讀《三國志演義》，曾進入陸軍豫備校養銳學校學習，但想更上一層進入在東京的陸軍幼學校就讀時，卻無法如願，隨後轉入東洋英和學校學習，就在此時，他與宮崎滔天相識，開始對中國事務產生興趣。甲午戰起，平山以自費方式，初次到中國東北旅順視察，不久又追隨宮崎滔天、末永節，到暹羅、泰國等地移民開拓，但此企畫並不成功。回國後，加入犬養毅之陣容，成為東亞同文會會員，並開始替外務省展開清朝秘密結社調查工作。1897年5月，與宮崎、可兒長一（犬養毅的學生）前往中國途中，在報上得知「孫逸仙」之名，上岸後在上海的一家書店購得一本英文版的《倫敦被難記》（Sun Yat-sen Kidnapped in London），9月回國後，隨即前往橫濱與孫中山初次見面，開始為孫中山能居留日本而努力。1898年，與內田良平、可兒長一、末永節等人再度來到中國，平山滯留北京，協助康有為等人逃亡日本。

1900年他參與了孫中山惠州起義的策畫，失敗後隱居東京，1901年2月，加入黑龍會的籌備工作，成為黑龍會之一員。1905年日俄戰爭，他接受安東縣軍政署之委囑，前往鴨綠江視查，回國後，參加了孫中山在東京所籌組的「中國同盟會」成立事務，成為日本籍的中國同盟會會員。1907年同盟會內部因日本外務省贈款事件[2]分裂，平山與北一輝、和田三郎以及清藤幸七郎等同屬反孫派，與宮崎滔天、萱野長知的擁孫派發生矛盾，自此與孫中山的往來逐漸疏遠。

辛亥革命爆發後，平山為替內田良平、小川平吉等人所籌組的「有鄰會」調查革命後北京、天津之動態，他改名為「山川健」，再度前往北京、天津調查。民國成立後的1916年，平山又接受梅屋庄吉的資助，前往青島，投效於萱野長知麾下，參與居正東北軍的討袁運動。其後，孫中山雖在廣州組織三次政權，這段期間，在孫中山的陣營裡，並沒有出現平山之影子，直至1929年6月平山再接受國民政府的邀請，參加在南京所舉行的奉安大典。

平山周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首先以附錄的方式，刊行在1911年11月1日《日本及日本人》雜誌第569號上，這是為讓世人瞭解辛亥革命為何會爆發，提供世人瞭解清朝秘密結社如何反滿的一份參考資料。其後，商務印館將此書譯成漢文本，書名為《中國秘密社會史》，1912年5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初版。因此，平山周的這本書，出現了日文版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與商務編譯漢文版的《中國秘密社會史》二種。上海商務譯文版的《中國秘密社會史》至1927年7月時，已陸續發行了六個版本，東洋文庫所藏的為第四版。平山周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在1980年10月，也出現由長陵書林所覆刻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本論文使用的資料為長陵書林所覆刻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內容包括「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と平山周」兩部份。

1969年，香港中山圖書公司出版了古研氏著的《中國之秘密結社》，這是由古研氏（平山周）的「中國之秘密結社」與幼稚化魯合編「歐美之秘密結社」二部份合訂而成。1975年8月，台灣也以史地小叢書、東京講座第四輯《中國秘密社社會史》為題，收錄商務漢文版的「中國秘密社會史」（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國難後第一版）以及宮原民平的「支那の秘密結社」，由古亭書屋發行出版。

日文版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與漢文版的《中國秘密社會史》，兩者除在標題稍作更改，內容大致相同。內文皆有章炳麟與桃源逸士（宋教仁）的二篇「序」（或稱序言）外，其餘可說是一致的，其章節可參考下表。

表一

  日文版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與譯本的《中國秘密社會史》之章節

	日文版《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		漢文版《中國秘密社會史》
序	章炳麟、桃源逸士	頁數	章炳麟、桃源逸士	頁數
第一章	白蓮會 秘密結社起原の歷史、韓山童の亂、徐鴻儒の亂、劉之協の亂、天理教の亂、諸種の分身支流、大刀會、小刀會、、義和團、在理教、馬賊	1-6	白蓮會	1-12
第二章	秘密結社起原の傳說	6-12	天地會	12-22
第三章	三合會 第一項  小歷史、 第二項  海外に於ける三合會 第三項  公所及び會員 第四項  入會式 第五項  誓詞及び諸律法 第六項  會員證、 第七項  造字及び隱語、 第八項  符號及び茶碗陣	12-48	三合會 一  公所及會員 二  入會式 三  誓詞及諸律法 四  會員證書 五  造字及隱語 六  符徵及茶碗陣	22-74
第四章	哥老會 第一項  小歷史 第二項  山堂及び會員 第三項  開山式及び入會式 第四項  會の秘密書 第五項  茶碗陣及び隱語 第六項  令旗及び會員證 第七項  龍華會章程	48-75	哥老會 一  山堂及會員稱呼 二  開山式及入會式 三  會中之秘密書 四  議戒十條 五  隱語 六  茶碗陣及詩句 七  令旗及會員證 八  龍華會章程	75-136
第五章	革命黨	75-104	興中會及同盟會	137-162
第六章	附革命烈士像傳	104-108	光復公會	163-168

資料來源：長陵書林所覆刻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及商務漢文版的《中國秘密社會史》

 本書共有六章，第一章主要談論白蓮會的源起，內容還有韓山童、徐鴻儒、劉之協、天理教等作亂所衍生的分身支流，以及光緒年間所發生的大刀會、小刀會、義和團、在理教、滿州馬賊等。第二章論述祕密結社起因之傳說及其發展，以清康熙所盛行的天地會為主，第三章及第四章主要論述三合會、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尤其著重內部的組織結構、入會儀式、聯絡制度及誓約會規等，是本書的主要部份，平山周特別詳述這二會的組織結構，與日後促成「興漢會」的成立有密切關系。第五章主要以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及同盟會等革命運動為主，第六章以革命烈士像傳為主，但漢本版除有革命烈士像傳外，加入光復公會組織。

中國秘密會社始於北胡入侵中土後，但早在東漢末年，朝政腐敗，連年荒災，人民生活困苦，引來黃巾賊起。劉備、關羽與張飛三人在桃園結義的模式，為後世秘密結社所模仿。至宋徽宗時，以宋江為首的108條好漢被逼上梁山結盟於忠義堂，與腐化的朝廷抗爭，這群漢子啜血誓盟的儀式，也為秘密結社所效法。因此，每逢朝綱不振、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之際，總會興起諸多秘密結社，最後進而公然的反抗官軍。尤其到了清朝中葉，更加入種族因素，「排滿興漢」成為秘密結社興起的宗旨。

平山周等人是在馬關條約簽訂，孫中山發動廣州首義之後，前來中國調查清朝秘密會社動態。中國的秘密結社眾多，平山周將所調查的秘密結社集中在白蓮會、天地會、三合會、哥老會及革命黨等五個秘密結社系統上，並認為白蓮會諸派多附託在宗教上，難免會染上陰秘不正之習性，而認為三合會、哥老會的組織雖襲宗教儀式，但推動的卻是反清運動，其中又以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在政治上最有近代化思想。其實早在明治維新以後，就有一些日本人關注中國各地的秘密結社勢力，同時注意到地方暴動正在瓦解清朝的統治。或許這種認識，在平山周的調查報告中，充滿了政治色彩，這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以及日本的對華政策有何關連則是本文探討的主要課題。

 

1895年10月26日廣州首役失敗，孫中山經香港逃亡海外，11月14日到神戶，15日抵橫濱，11月20日以不到一週的時間，就離開橫濱赴檀香山。他第二次抵日是在1897年8月，直到1900年6月方才離境日本前往香港、西貢。在這2年10個月的歲月裡，孫中山的身份不僅是宮崎滔天、可兒常一、平山周的中文教師，其生活費也由犬養毅向同黨平岡浩一郎議員募款而得以居留日本，何以日本朝野願意對孫中山伸出援手？ 

日本朝野願意伸出援手，其實是以「初掌政權」的外相大隈重信，與為之運籌的犬養毅有密切關係。[3]初始，日本政府對於孫中山等革命派的舉動並不投以關注，當孫中山在1895年3月1日的甲午戰爭末期，經友人介紹，拜訪了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川橫次郎，希望日本政府能提供長槍2萬5千枝，短槍1千枝等軍事援助[4]。但日本以無力將經濟擴及廣東，且沒有來自本國政府的認可訓令為由，拒絕對孫中山的援助。雖然報上曾出現廣州起義之報導，但對孫中山人品、行蹤尚屬模糊不清，這種想法直到1897年5月宮崎滔天、平山周和可兒長一等人奉犬養毅之命，至中國調查清朝秘密結社及社會實情後，始有改觀。

1897年孫中山能否留在日本，當時曾有一番爭議，尤其是外務省次長小村壽太郎[5]是極力反對孫中山留下的外務省官員。為此，犬養毅等人必須找出孫中山能留下的有利條件，來說服大隈外相。孫中山受到日本朝野人士重視，主要的是「倫敦蒙難事件」後，歐美、日本報社等媒體對他的事蹟有所宣揚[6]，連剛為日本殖民的台灣，其所發行的《台灣新報》，也轉載二則自倫敦，題名為「清國使署逮捕違法」[7]，來報導孫中山革命言行。這本英文版的《倫敦被難記》同樣也受到宮崎滔天、平山周的認同與推崇，並介紹給犬養毅[8]。

就在孫中山來日後不久，日本朝野也開始聲援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運動，連駐華公使矢野也頻頻與康有為交往，他們以明治維新的日本為仿效對象，因此格外引起日本的注意而寄予期待。1897年4月，日本朝野合組「東亞會」時，也邀請康有為、梁啟超入會[9]，1898年8月下旬，戊戌政變出現失敗徵兆，犬養毅立即派遣宮崎滔天、平山周前往香港和北京。9月政變失敗了，10月康有為、梁啟超相繼亡命日本，日本政府以國賓身分於1898年10月24日將康有為從香港接到日本，梁啟超也於9月21日先躲在日本駐北京公使館，隨後再由日本軍艦大島號將梁啟超從天津接到日本，接應他們工作的就是犬養毅為首的宮崎滔天、平山周等人。

孫、康、梁雖然相繼來到日本，但掌握外交政權的大隈重信，仍遵奉滿清皇室，以維持中國政權的穩定。外務省同時也不忘利用中國對內要求改革之際，提供各種利益給中國，以緩和日本與清朝的敵對關係，積極的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等人聯繫。雖然張之洞曾是「聯俄制日」的主張者，但日本政府以替中國練兵，頻頻向張之洞示好，除建議張之洞派員赴日學習軍事，也提出聘請日本教官替中國練兵之計劃[10]，甚至還提供獎學金給中國留學生，為中國培訓新政人材[11]。

日本政府認為清廷雖然衰弱，仍為東亞一大國，如何防止清朝報復，保有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以及與清廷化敵為友，就成為日本外交上優先考慮的課題。在此考量下，日本外務省除在清廷內部扶植張之洞、劉坤一等親日份子，也想利用孫中山等反清秘密結社的力量來牽制清政府的對華政策，而負責執行這項政策的就是犬養毅。因而，孫中山接受宮崎滔天的勸說留在日本，他也被宮崎從橫濱接來東京與犬毅認識，犬養毅又將孫中山介紹給平岡浩太郎和頭山滿等人，這一連串的引見，為孫中山搭起中日合作革命人脈網絡。

  

雖然日本內閣利用清朝的腐敗，積極擴展日本在華權益，但犬養毅等人仍持續在中國尋求新友誼，不僅協助孫中山等革命派滯留日本，對於來日的康有為、梁啟超也給予大力支持。

1898年11月，在犬養毅等人的斡旋與日本外務省的整合下，同為對華團體的「東亞會」與「同文會」，合併為「東亞同文會」，專門負責對華文化交流事務。從兩會合併時間而言，正是孫、康、梁來日後不久；再從東亞同文會接受外務省機密費中撥下八萬元，從事教育文化事業而言，東亞同文會應是外務省的一個外圍組織，也是另一非正式外交管道[12]。又從會長為近衛篤麿（1863-1904）的主張來看，近衛是貴族出身，曾任貴族院議長與學習院院長，甲午戰爭時主張對「清國」開戰；甲午戰後，近衛為恐中國被列強瓜分，主張與中國、朝鮮提攜，以「日清同盟」，共同對付俄國。「保全支那、促進與支那、朝鮮關係之改善」是近衛的主張，也是「東亞同文會」之綱領，故「東亞同文會」應是日本政府利用來與中國朝野親善的一個民間對華團體，其重要性可從孫與康梁先後來日後看出端倪。

來到日本的康、梁保皇黨，從允許在內地居住、參與華僑在橫濱「内地雜居許可」請願、以及橫濱華僑商業會議所成立，到將興中會在橫濱所設的「中西學校」改名為「大同學校」等活動，犬養毅等東亞同文會人士莫不盡心協助。由於康、梁的保皇思想較易為橫濱、神戶等地華僑所接受，致使孫中山、陳少白在僑社所設立的革命聚點，很快的為康梁保皇派所侵蝕。

東亞同文會合併成功後，接下來就是要整合他們所扶植的親日團體。雖然張之洞要求日本當局，驅逐在日本的康、梁等人，日本非但不從，反而讓平山周、宮崎滔天等人從中安排孫、康、梁的會面與合作。提起兩派整合時，孫中山欣然接受，但在僑社名氣較高的康有為卻拒絕接受。雖是如此，保皇陣營中梁啟超宣傳民權、自由甚至主張共和思想，與孫中山革命思想頗為相近，梁啟超雖不贊成革命，但還與革命派有所來往，也就是說雙方整合雖全功未竣，但彼此交流卻始終不斷。若論起孫康整合不成之因，宮崎滔天與平山周皆認為是康有為的頑固與傲慢造成，自然對隨和開通的孫中山較有好感[13]，也使得宮崎等人在執行日本政府扶植親日勢力時，樂意接近孫中山，讓孫中山的聲勢日益上昇。

在平山周的調查報告中，哥老會萌芽於乾隆時期，以賭博盜劫為業，同治時雖被平定，至湘勇撤營後，哥老會又開始活動。哥老會雖以強悍久有其名，至光緒17（1891）年彌遜一案爆發，始為世人所關注，因氣憤外國傳教士欺壓鄉民，轉而仇恨外人，其主要活動於湖南、浙江及長江沿岸各省。當宮崎與平山整合革命派與立憲保皇黨不順利時，立即將目標轉向中國境內的立憲保皇派人士。

出身長沙的畢永年原是立憲保皇派的大將，年輕時讀到王船山之遺書而懷抱滅滿興漢之志向，與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組織「南學會」，參與《湘報》之創設，但也與哥老會的李雲彪、楊鴻鈞等龍頭親密往來。1897年，與平山周相識，並偕同林述唐至湖南、讓平山與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李堃山等人會面。戊戌政變後，畢永年也亡命來到東京，受到現代文明洗禮後，思想轉變，決心獻身革命。1899年，畢永年與平山周同行回到上海，隨後轉入湖南，勸誘哥老會各山堂首領楊鴻鈞、李雲彪、辜天祐、辜鴻恩、張堯卿、師襄等數十人至香港與陳少白會面，由陳少白介紹廣東、香港各處三合會首魁，與楊鴻鈞等人相會。

三合會成立康熙年間，其活動範圍主要在台灣、兩廣、江西、南方一帶，甚至海外馬來、南洋各島、暹羅、印度等地都有其會黨。廣州首義與孫中山一起亡命日本的鄭士良就是三合會之一員。為讓華南一帶具有威力的會黨勢力東山再起，陳少白加入廣東三合會，鄭士良也來到香港與陳少白聯絡。最後在宮崎滔天、平山周簇擁下，1899年10月哥老會、三合會與興中會三黨合作，通過興漢綱領三則，成立了「興漢會」（忠和堂興漢會），孫中山自然被推舉為總會長、陳少白為副會長。

孫中山被推為總會長，這是他繼接替楊衢雲為興中會會長後，另一個秘密會黨的領袖。興漢會的成立代表著長江流域的哥老會和華南的三合會拒絕保皇派之邀請，參加了革命黨的活動，這也意味著孫中山的革命勢力已擴及至長江流域。也就是說在日本外務省的奧援及宮崎滔天、平山周的全力促成，孫中山已是名符其實的領袖，接下來他實有必要發動第二次革命起義。

 

孫中山再度起義，選在「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之時。1900年6月8日孫中山離開日本開始部署起義事宜，他二次進出香港，也到過新加坡，7月20日回到日本；接著又於8月22日啟程赴上海，至9月1日才返回日本，28日首度抵達台灣。

其實早在1900年1月下旬，興漢會成立後不久，孫中山曾邀集內田良平、宮崎滔天、末永節及清藤幸七郎在東京宮崎的住處對陽館（芝愛宕下）會面，提出「舉兵占領廣東，作為革命軍根據地」之構想。並開始分頭爭取資金與武器；孫中山得到頭山滿、末永節的交涉說服煤礦主中野德次郎出5萬元；又得到內田良平親戚赤池礦坑兒島哲太郎要出資3000元之口頭承諾[14]，內田另一項工作是招募實際作戰部隊，準備送往中國大陸。但這項籌措工作並不順利，孫中山乃將目標轉向劉學詢。劉學詢與孫中山同鄉，進士出身，為廣州士紳。他曾於1899月7月以考察商務特使名義來日，其實是執行「聯日殺康」作為迎合西太后意圖之執行者[15]，來日後與孫中山曾有幾次密談。其後，劉學詢拍來一份「兩廣獨立」計畫，要孫中山來廣州商議。因此，才有6月5日孫中山離開日本至香港事宜。

香港是離廣州很近的英國殖民地，聚集不少革命黨人，但因孫中山曾發動廣州起義，遭香港政府禁止五年不能入境之禁令未滿，只好在船上從事惠州起義之部署會議。會中決定孫中山先抵西貢，與安南總督韜美（Paul.Doumer）會談，爭取法國殖民地當局支援，再往新加坡。內田良平、清藤幸七郎、宮崎滔天由香港往廣州與劉學詢會面，然後再到新加坡與孫中山相會合。

劉學詢與宮崎等三人會面，宮崎等人提出：1、要求解除孫中山在香港的放逐令及保證孫中山的安全；2、希望李鴻章給予貸款6萬元資金，以清還債務；宮崎的提議獲得劉學詢的正面回應，願將此二項條件轉告李鴻章，至於資助6萬元給孫中山事宜，則由劉學詢先交3萬元給宮崎等人，餘款再匯給孫中山。宮崎等人帶著3萬元來到新加坡，沒想到至新加坡的宮崎、清藤卻以擁有3萬元巨款，反遭康有為以「暗殺康有為」之控告而下獄，孫中山也因前往營救，孫中山、宮崎及清藤等三人還遭受五年不准入境新加坡之禁令；另一方面，孫中山也未爭取到安南總督之援助，7月17日再度回到香港。由於孫未得登岸，只能停留在船上策畫革命起義是否如期舉行。

此時出現兩派意見，主張照既定方針如期起義的是福本誠、宮崎、清藤、平山等日本志士；但孫中山斷然反對立即行動，孫中山的構想是：福本誠和平山周留在香港準備起義；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玉水常治、伊東知也、野田兵太郎在香港協助接應；原禎與鄭士良到惠州，主持集合在那裡的600位士兵；畢永年再往長江流域，聯絡會黨；孫中山與宮崎、清藤，再回日本，協助內田募集更多同志和武器送往中國大陸。孫中山計畫先採其構想，如準備不順利時，才以現今力量起義，除將總指揮委託鄭士良外，受其指揮，並以原楨為參謀長、福本誠為民政長官、平山周為副之。但這項建議並不為日本志士所接收，其實孫中山延期舉兵另一個理由，就是等待與李鴻章會商「兩廣獨立」計畫。

何謂「兩廣獨立」計畫，兩廣總督李鴻章是否真的參與？其實這是以劉學詢為首的廣東富商的模糊構想，隨著義和團事件爆發，香港總督卜力積極介入後才迅速具體化。此計畫也是一個以大英帝國為後盾之國家獨立運動[16]，對卜力而言，維持兩廣治安固然重要，但能支持華南獨立，無疑對大英帝國的亞洲政策是有助力的。就在等待協商時刻，以日軍為主力的八國聯軍從天津朝北京攻入，李鴻章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北上解危，「兩廣獨立」計畫，因而宣告失敗。

起義總部雖在香港完成部署，但在香港募集軍費的福本誠與原楨等人，卻先後離港返回日本，而在東京的同志也大多傾向中止起義並給與解散，連東亞同文會的總部也決議廢止在廣東的分部[17]，以及嚴格禁止學生參加中國革命事務[18]。這一連串措失與此時北方的八國聯軍侵入北京，20日《東京日日新聞》的號外，報導西太后、清光緒帝倉惶逃出北京，蒙塵西安有關。

孫中山如何因應列強瓜分中國所帶來的危機，他並不灰心，等待時機，反而在長江流域發生自立軍作亂時，孫中山與內田、宮崎等人重新布署，會議中決定革命方略，由末永節在上海糾合同志，內田良平率40餘人來投靠鄭士良，並計畫加強招募東亞同文會之會員加入等部署。8月22日，孫中山不顧犬養毅、頭山滿及平岡浩太郎的勸告，隻身前來上海，其目的為何？

利用唐才常組織「自立軍」起兵勤王，在華中作亂，掀起革命，卻出現二種不同的策略。孫中山構想還是想在華南建立漢民族的獨立政府，但由於沒有實力，只好期待與李鴻章或東南自保運動的總督間合作，策動東南各省獨立。但內田良平與山田良政卻主張以謀殺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人，造成中國混亂，乘機掀起革命[19]。內田良平較激烈的謀略，當然為孫中山所制止；而孫中山期望與東南自保的總督合作，也在自立軍起義未遂，上海警備森嚴，孫中山被列為緝捕的名單，無法活動而告失敗。9月1日孫中山經長崎、神戶再轉往東京，拜訪犬養毅，並於9月19日從神戶前往台灣[20]。

以上是孫中山籌畫惠州起義前的準備工作，這次策動起義最大的特色在於

策動的核心是中日兩國民間人士，尤其是仰賴人數較多的日本志士。然而在支持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日本人中，雖然有些是懷有不同目的，但偶然結合的也不在少數。雖然有宮崎滔天、平山周、末永節及內田良平等人積極的奔走，其中以福岡出身曾是玄洋社的內田良平最為積極，但他的興趣卻在北方，他曾計畫在華北起義、佔領朝鮮、挑起日俄兩國之衝突，但也在深恐引發各國干涉，只好暫時作罷。也因各自動機不一，加上資金和武器彈藥的籌措較為困難，要讓起義成功等於是緣木求魚。

直到策動廈門事件受挫，9月1日到東京活動的後藤新平，於9月21日返回台灣後，又給孫中山燃起了希望。因為總督府贊成中國革命，願派遣日本軍官投效，以及提供武器彈藥支援。有了總督府這麼多人力及物力的奧援，[21]孫中山怎能不來台灣策畫革命起義呢？何以台灣總督願意支援孫中山的惠州起義？這又與日本的對華外交政策有關。

何謂「廈門事件」，為何與孫中山來臺灣有關？「廈門事件」指的是1900年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擬利用北方因義和團排外招來八國聯軍的攻伐，接著長江流域又有唐才常的自立軍「勤王」行動之際，製造「東本願寺布教所」火災，再由台灣總督府派遣駐台軍隊從台灣到廈門，準備佔領廈門之計畫。但此計劃因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受到英、美列強出面干涉，推翻先前閣議之決定，反對日軍強行出兵廈門。因此，從台灣派到廈門的軍隊只好折回，史稱「廈門事件」。

日本為何要對廈門用兵？這與日本對華擴張利益線有關。日本的「利益線」分為「北進」與「南進」兩大政策。向中國大陸、西伯利亞等擴展勢力的大陸政策，謂之「北進」；向南以南洋各地為擴張的海洋政策，稱為「南進」。「北進」政策因德、英、法三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後，讓日本在滿州擴張權益暫時受挫。另一方面，日本也不忘加入瓜分中國領土行列，1898年4月22日獲得中國不將福建省內的地方讓與或租借他國的認可[22]，日本開始積極踏上「南進」政策之腳步，尤以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最為積極。雖然他全力關心台灣殖民事業，但更注意對岸福建的發展，尤其是廈門與台灣的經濟問題，甚至提出在廈門設立台灣銀行廈門支店之計畫，也獲得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因此，才有「廈門事件」受挫後，支援孫中山革命活動之舉動。

1900年9月28日孫中山首度抵達台灣，來台前的9月25日，孫中山和清藤幸七郎先到門司與內田甲（即內田良平，平岡浩太郎之姪）會見，由內田陪同前往下關的阿彌陀佛寺町的前竹氏寓所，拜訪玄洋社社長平岡浩太郎。平岡以「台灣反日活動仍劇烈，且受中國閩、粵兩省支持，損傷日本國力不少，規勸孫中山若能協助兒玉總督安撫抗日分子，兒玉及吾等將為君盡力[23]」，也就是說平岡提出要孫中山勸服台灣人服從日本統治，不要從事抗日活動，總督府則允諾孫中山入境臺灣，協助其革命。

依「清國人台灣上陸條例」之規定，沒有清政府核發的護照，是無法入境台灣。但孫中山有了台灣總督官員入境之允諾，9月28日他在清藤幸七郎的陪同下，持「吳仲」的護照，搭乘台南丸來台[24]。「吳仲」是孫中山來台護照所使用的假名，「吳」（日文音唸Go）取自「後藤」（日文音唸GoTo）的首字，「仲」（日文音唸Naka）則取自「中村」（日文音唸Nakamura）首字。除此孫中山還持有中村彌六的介紹信，信中內容說中村為了支援革命軍，請求後藤新平准許將其在台灣銀行廈門支店所存的洋銀80萬圓，提供給革命黨作一時流用[25]。

10月4日孫中山由平山周的陪同，前來拜訪的後藤新平民政長官[26]，雖然平山周協助孫中山起義事宜早為外務省所監視，並列入監視名單，但後藤仍與孫中山進行諸多軍事援助之協商。雙方協商結果：1、兒玉總督允諾如果孫中山在香港與汕頭間的海豐、陸豐等沿海地區舉兵的話，就答應提供二個師團的武器；2、攻入廈門時，在台灣銀行廈門分行地下室存有二、三百萬銀幣，可讓其奪取，當做軍事資金使用[27]。雖然孫中山來臺的第二天，臺灣總督府就接到禁止任何日本人援助孫中山之命令，違反者視同妨礙外交事務，嚴格取締。10月2日更列出43位日本人的名單，嚴禁登陸香港、廈門、福州及台灣。[28]但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仍允諾派遣日本陸軍將官及提供武器彈藥給革命，作為其舉兵攻入廈門的條件。

此乃廈門事件後，日本雖然嚴禁以保護日僑為名出兵佔領廈門，但卻被當時的報紙抨擊日本政府的軟弱無能。於是後藤利用孫中山急於趁北方有義和團危機時，策動革命起義。乃以提供軍隊援助為條件，要孫中山的革命軍在海豐、陸豐沿海地區製造動亂，讓沿海地區處於無政府狀態，日本就可以保護僑民為理由出兵，既可一舉佔領廈門，又能不落人口實。也就是說後藤在廈門出兵遭受挫折後，改以提供武器與人員作為出兵廈門的交換條件，來引誘孫中山從惠州舉兵。

於是孫中山配合了日本的要求「改變原計畫，不直逼省城，先佔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眾，等候來進行攻取」[29]他要山田良政帶著密令赴香港，與總指揮鄭士良會合，然後兩人前行到惠州，企圖在惠州舉兵；要平山周、出水茂雄、雲岡升之助等五、六人前往廣東，企圖在潮州起義；要島田經一、玉水、野田在泉州起義；連8月24日廈門東本願寺布教所發生的火燒失事件主角高松誓住持，也來台與孫中山洽商，願意協助革命黨人進出漳州[30]。

為了接應惠州起義，孫中山在台灣總督的允許與嚴密保護下，於台北新起町設立「革命指揮所」，作為接應站。新起町位於現在長沙街與漢中街的交接處，是台北艋舺後起的主要街道，是艋舺通往城內及大稻埕地區的要道。此地離本願寺、臺灣總督府（日本來台後，將總督府設在今中山堂處，直到1919年總督府新廳舍才完成）、憲兵隊及守備司令部都很近。

孫中山照著日本的要求，以鄭士良指揮在廣東省惠州三洲田舉兵，一路朝華南沿海地方向廈門前進，革命旗開得勝，連戰皆捷，在鎮隆戰役中，生擒鎮隆縣丞杜鳳梧，奪槍七百餘桿，馬十餘匹，彈丸五萬餘發，隨之轉戰龍岡、淡水、水湖、梁化、白芒花等地[31]，10月19日革命軍進至崩岡墟，轉攻三多祝之黃沙洋，各地民眾亦揭竿而起，參加革命軍人數達兩萬人，聲勢顯壯。但革命軍越往福建廈門方向進軍，則離香港越遠，軍事補給就越形困難，此時卻不見後藤答應提供的武器彈藥，也沒出現指揮軍官前來接濟。

孫中山乃急速向外求援，致電宮崎滔天，要求先前為菲律賓獨立軍訂購的250萬發子彈速送來惠州沿岸接濟。然而軍火商中村彌六以及大倉組的軍火買賣是個騙局，籌措的武器全為不能使用的廢鐵。孫中山一面派請山田良政潛行至鄭士良處通告戰況，讓鄭士良可以解散革命軍，與數百名同志脫逃至香港。並請清藤幸七郎前去福岡，走告平岡浩太郎金錢支助[32]，又致函犬養毅及菅原傳，請求新內閣助其一臂之力[33]。然而，10月20日革命軍受挫於三多祝，不久又遭清軍包圍，22日山田良政為此犧牲。至廣州召集同志的史堅如，也因潛入企圖炸毀兩廣總督德壽，遭官軍捕獲慘遭斷頭之刑。1900年孫中山領導的庚子惠州起義遂告失敗。

探究惠州起義之失敗，一般認為10月19日成立的伊藤內閣改變對華政策，不許台灣總督府介入中國革命，禁止武器彈藥輸入以及不許日本軍官參與革命軍，是導致起義失敗之原因，連孫中山在其自傳中也是如此的記載[34]。

其實利用北方混亂，占領廈門是山縣內閣「北守南進」之策略，當8月初，俄國佔領了「滿洲」要港牛莊時，山縣以為此時正是派兵廈門的好機會，但由於華南沿岸遭受英國政府的嚴密警戒，加上青木外相認為「滿洲」局勢日趨緊迫，有必要將政策改為「北進南守」，於是未經山縣同意，直接向天皇呈報，於是才有廈門火燒事件後，不允許派兵佔領廈門之出兵舉動。由於閣僚內部分裂為「北守南進」和「北進南守」兩派，導致山縣有朋於9月26日決心辭職，9月28日身為樞密院議長的伊藤博文下達禁止出兵佔領廈門之指令。10月7日伊藤博文受命組閣，10月19日第4次伊藤內閣正式成立。

但佔領福建野心強烈的兒玉與後藤，對廈門事件的餘憤尚未消逝，加上日本報紙皆主張日本出兵的正當性，因此，後藤為了推展「南進」政策，乃利用日本新內閣上任（10月19日就任）前的24天的空白等待期，以提供革命資源為名，引誘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也因此才有孫中山的臺灣行。

 

當孫中山來臺的第二天9月29日，就接獲日本政府要臺灣總督嚴禁日本人援助孫中山的指令，接著又在10月2日公佈隨孫中山在香港、廈門、福州及臺灣活動的45位日本人名單，平山周也經勸服離台返日，10月15日已無日本人和孫中山同行。

孫中山來臺策畫惠州起義，可說是後藤企圖利用孫中山達到他們擴張計畫。後藤並以攻入臺灣銀行廈門分行奪取銀兩，當作軍資金，其用心在於革命成功了，可操縱革命黨人；若失敗了，就把責任推出去，說是中國暴徒掠奪日本金融機構，以此為藉口趁機出兵[35]。

其次，我們從這些援助志士的往後的動向，也可以看出日本利益之所在。孫中山第二次革命起義的啟動，始於1900年1月在對陽館與內田良平、平山周等人「舉兵佔領廣東之構想」，至11月10日離開基隆前往日本，跟隨在他身邊的日本志士，至少也有近60位以上。他們在惠州起義失敗後的11月底，就在東京開始商議結社事宜，1901年1月13日 在內田良平的寓所，集合伊東知也，葛生東介、葛生能久、吉倉汪聖、宮崎來城、本間九介、高田三六、增田良三、可兒長一、中野雄五郎、平山周、山方泰、中田辰三郎、權藤震二、尾崎行昌、佐野建吉、田野菊次、秋山長次郎等20人起草黑龍會宗旨草案、章程，並於1901年2月3日成立黑龍會[36]。簡言之，成立後不久的黑龍會，其目前的急務是「先與俄國開戰，然後打進東北、蒙古和西伯利亞為經營大陸奠定基礎[37]。」可以看出這些志士協助孫中山的企圖。

再從後藤允諾對惠州起義的援助，可說是一項也沒有落實，身在臺北的孫中山，其行蹤反遭日本掌握。在臺期間，曾與後藤等人有「規勸臺灣人服從日本」之約定，但孫中山並未進行。加上軍事指揮所設在日本人較多的新起町（長沙街），沒有放在臺灣人較多的大稻埕[38]，似乎可以說明孫中山的行蹤受到總督的監視，亦可說明台灣同胞參與惠州起義的可能性不高。

甲午戰後暴露了中國的積弱，但日本為保有在中國的權益，其對華政策是一面扶持清廷地方官吏如張之洞、劉坤一等為親日份子，以維持和清朝的友好關係；一面支持反清的革命團體，用以牽制清朝政府。1897年清廷捉拿的要犯孫中山來到日本，立即成為外務省關注的人物之一，也是外務省外圍組織所支持的人物。自此以後，這個以犬養毅為首的外圍組織，開始遣派平山周、宮崎滔天等大陸浪人，在中日間從事秘密調查及整合革命團體事務，並利用義和團之亂，將付之起義行動。

1900年惠州起義是孫中山在日本大陸浪人的援助下，所發起的軍事行動，雖然失敗了，卻是中國革命情勢消長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中國有志之士見國勢危急，激起救國之心，但保皇的立憲派卻隨著唐才常勤王起義的失敗，聲勢逐漸下落，反觀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勢力，因排滿的革命理念相近，反而逐漸抬頭。同時受庚子動亂刺激的影響，往日本留學的公、自費學生人數急驟增加，革命思潮很快的在留學生中擴散，形成一股壯闊的潮流，尤以東京為最。

庚子年以後，日本的重點已逐漸轉向東北經營，積極準備對俄戰爭。從惠州起義失敗後，一直長相左右的日本大陸浪人也各奔西東，另謀生路。為謀革命再起，孫中山逐漸轉移陣地到越南發展，孫中山革命的主力已不是日本大陸浪人及秘密會社，而是一群在日本留學生中國留學生，昔日與之往來的眾議員也只剩犬養毅一人，日本政府所要扶植的親日政權，已從李鴻章、張之洞轉向袁世凱身上。日本政府支持袁世凱，因他是新上任的直隸總督，他招聘的教習和顧問以日本人數最多，從步兵少佐立花小一郎到坂西利八郎，尤其是坂西在北京住所的「坂西公館」，還成為日本最初的特務機構日本陸軍諜報機構的最高責任者[39]。此後，日本的調查工作雖轉移到層級較高的特務機構，但平山周為外務省所作的秘密結社調查，不僅奠定了孫中山成為秘密結社代表的領袖地位，當年這本實情調查的《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也是日後為研究秘密結社重要的史料。